——專訪人口學家易富賢

　　□ 見習記者 和陽

　　2010年春節(jié)過后不久，“用工荒”再度上演，與2004年起每年出現的“用工荒”有所區(qū)別的是這一次是全線告急：珠三角、長三角缺工數激增至數百萬，除前些年出現的技術工人短缺，普工也開始招不到人?！坝霉せ摹钡年P注度漸次下退，富士康多起工人自殺又軒然而起，接踵而至的新聞是罷工，豐田、尼康、平紡各類所有制成本均有涉及。

　　在人口學家易富賢看來，這些是“2012年中國人口危機拐點的征兆”。“人口結構對于現代社會的意義需要系統全面的反思?！彼f，勞動力對于國家而言是“精氣”所在，要衡量一個國家的可持續(xù)發(fā)展能力，勞動力供應也是不可或缺的自變量。因此，他和不少人口學家呼吁，中國應盡早改變計劃生育政策，從“人口控制”轉向“人口發(fā)展”。

　　易富賢在中南大學湘雅醫(yī)學院念完藥理學博士后，1999-2002年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威斯康星醫(yī)學院做博士后，出國之后發(fā)現中國的人口問題，對“中國人很能生孩子”、“中國人口太多了”這些幾近“天然正確”的判斷產生了懷疑，零星地寫了一些人口方面的文章。2002年后在威斯康星大學做婦產科研究工作，由此開始系統研究中國的人口問題。不看電視、不做家務、沒有“會”參加的易富賢，將幾乎所有業(yè)余時間放在人口學研究，2007年出版了廣受關注的《大國空巢》一書。

　　“我這次回國就是為了普及一個觀念，人口是最重要的產業(yè)單位，有了人才有消費、生產、就業(yè)這些循環(huán)，減少人口不但不能緩解就業(yè)壓力，而是恰恰相反?！?月1日，在北京東城區(qū)一家咖啡館，操著湖南普通話的易富賢對《商務周刊》說，人口是戰(zhàn)略性大課題，視野必須超越一兩代人，“得盡快鼓勵生育，否則中國面臨的是老齡化社會里的老無所養(yǎng)”。

　　《商務周刊》：中國已經連續(xù)幾年出現民工荒，一些企業(yè)也因為工人對工資水平不滿而遭遇罷工，這與前幾年的低廉勞動力幾乎無限供給的情況有很大不同，從人口學的角度來看，為什么會突然出現這種逆轉？

　　易富賢：值得大家嚴重關注的是，今年的民工荒，其實與前幾年的民工荒有著本質的不同。2004年的民工荒，是因為中國20-39歲勞動力在2002年開始減少，但由于15-64歲總勞動力以及19-22歲最年輕的勞動力都還在增加，因此當時的民工荒并不嚴重。而2010的用工荒是因為各個年齡段的勞動力都在或即將減少。中國19—22歲人口在2009年達到了頂峰(1億人)，之后開始急劇減少。這也是為什么2009年全國高考報名人數減少約40萬人的重要原因。教育部的另一組統計也證明了適齡人口總量的減少趨勢：2008年全國應屆高中畢業(yè)生人數為849萬，2009年為834萬，2010年再減至803萬。

　　據最客觀的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抽樣調查的數據計算，19—22歲人口到2018年只剩下0.53億，9年下降一半；而根據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的同類數據，這個年齡段人口數也是從2009年后快速下降，到2023年只剩下0.62億，14年下降差不多40%。兩組數據有些差別，但快速減少的大趨勢以及2009年這個節(jié)點都是一致的。

　　這還只是逆轉的開始。從人口學的預測看，由于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已經有73歲了，即便人口政策不調整，勞動人口總量變化比較緩慢，但是年輕人數量的變化卻很大。比如以2010年為基點，15—64歲人口到2020年將只減少3.4%，但20—30歲勞動人口卻要下降27%，19—22歲人口更是下降45%。

　　勞動力市場對19-22歲人口數量的變化最為敏感。對企業(yè)來說，意味著最具有活力的新增勞動力嚴重不足，各地將掀起搶勞動力的風潮，并且將越演越烈，也意味著大量企業(yè)可能將撤離中國；對于大學來說，意味著生源不足，今后高校將掀起生源爭奪戰(zhàn)；對于國防來說，意味著兵源數量下降，男孩中服兵役的比例將從目前的10%提高到今后的19%。并且也意味著房地產的好日子快要走到盡頭了。

　　《商務周刊》：那么，現在中國社會由于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較大而社會負擔較輕的狀況將不復存在，人口結構會脫離人口紅利的狀態(tài)？

　　易富賢：我一直不太贊同“人口紅利”的說法。需要養(yǎng)的小孩少了，社會負擔低，但談不上紅利。這種靠降低生育率來降低撫養(yǎng)比的做法，其實是一個很粗略的想法，因為撫養(yǎng)比又分為兒童撫養(yǎng)比和老年撫養(yǎng)比，混淆了兒童撫養(yǎng)比和老年撫養(yǎng)比來談人口紅利，這是不對的。

　　撫養(yǎng)，是工作的人養(yǎng)不工作的人，所謂撫養(yǎng)比，是指人口中非勞動年齡人口數與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勞動年齡人口指的是15—64周歲人口，0—14歲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是兒童撫養(yǎng)比，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數與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是老年撫養(yǎng)比。顯然，兒童與老人都需要撫養(yǎng)，但總撫養(yǎng)比的這兩個組成部分哪個更多哪個更少，對整個社會的意義是不同的。兒童撫養(yǎng)比是人口投資，老年撫養(yǎng)比是人口還債。降低兒童撫養(yǎng)比，也就降低了人口投資，是一種人口高利貸。

　　最適合經濟發(fā)展的總撫養(yǎng)比應為50%—60%，消費與就業(yè)關系最為和諧，社會也就比較和諧。發(fā)達國家在1950-1980年的總撫養(yǎng)比是50%—60%。中國1980年代初期社會比較和諧，一個重要的人口學原因是當時的總撫養(yǎng)比介入50%和60%之間。印度在2003年之后經濟增長率保持在8%以上，一個重要原因也是總撫養(yǎng)比在50%—60%，印度經濟將步入快車道。

　　這是統計學上的經驗總結，從人口學來解釋，人口和消費是比例關系。我研究了所有國家勞動力與消費者的關系，所有國家都是50%左右，也就是說兩個消費者提供一個就業(yè)機會，但是中國不一樣，我們總勞動力(實際就業(yè)人口段)與總消費人口的比例是63.5%。中國的13億消費市場只能提供6.5億就業(yè)機會，而勞動力是8億，有1.5億過剩勞動力。勞動力與消費者比例過高也意味著總撫養(yǎng)比極低，目前中國的總撫養(yǎng)比低于40%，就業(yè)壓力大。為了保證就業(yè)，產品就必須大量廉價外銷，靠國際市場來提供就業(yè)機會，等于是全世界都在享受中國的人口紅利。中國目前雖然撫養(yǎng)比低，但是由于高就業(yè)壓力，社會和諧度還不如1980年代初期。因此，總撫養(yǎng)比過低其實并不是好事。

　　而未來則是在走向另一個極端。因為30年的計劃生育，人口結構中的兒童比例持續(xù)下滑，老年人比例越來越大，未富先老的問題正在迫近。2010年中國60歲及以上和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分別只有1.66億、1.11億，老年撫養(yǎng)比還只有11%——就是9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對應一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但是養(yǎng)老金短缺問題已經很嚴重。而現在年輕勞動力又開始了持續(xù)減少的走勢，老年撫養(yǎng)比將從目前的11%不斷增加，到2030年老年撫養(yǎng)比增加到27%，到2050年增加到50%——也就是兩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對應一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

　　兒童越來越少，年輕勞動人口也開始出現不足，老年撫養(yǎng)比不斷增加，導致總撫養(yǎng)比逐漸加大，這對于綜合國力十分不利。比如日本的總撫養(yǎng)比在1990年代開始不斷攀升，到2050年將達到100%左右，也就是1個勞動人口撫養(yǎng)1個非勞動人口，更關鍵的是他們的總撫養(yǎng)比是以老年撫養(yǎng)比為主，中位年齡將超過55歲。日本成為一個老氣橫秋的國家，在沉重的老齡化壓力下，無力進行人口投資，更加養(yǎng)不起孩子，國力將難以恢復。我們的問題則是強制生育率帶來短暫的“紅利”后，反彈到另一個高點：中國已經未富先老，這樣下去還將老無所養(yǎng)。

　　《商務周刊》：但從直觀感覺上說，人口太多一直是中國很多問題的根源之一，至少從就業(yè)上來說，年輕人減少會讓上學和就業(yè)競爭不那么激烈了。

　　易富賢：1980年一胎化政策實施后，少生了1.3億人口，看上去少撫養(yǎng)了1.3億人，但也少了1.3億消費群體，減少了大量就業(yè)機會；并且由于家庭孩子少，中國婦女勞動參與率高達86%，世界罕見，進一步加劇了就業(yè)壓力。

　　如果將人口再生產看作是產業(yè)的話，生產嬰兒是人類社會投資拉動率最高的產業(yè)。孩子出生，要到20歲之前一直是單純的消費者，而且這種拉動作用是可持續(xù)的。嬰童經濟的產業(yè)鏈是全方位的，涉及到人的幾乎所有方面。二戰(zhàn)后，發(fā)達國家就是因為嬰兒潮拉動了消費，提供了年輕勞動力，而迎來了幾十年高消費、高增長的“黃金時代”。

　　所以降低兒童撫養(yǎng)比意味著人口投資的減少，而年輕人口占比迅速下降又讓我們過早進入老齡化社會。老齡人口的消費能力和時間遠低于嬰童，資本回報率低，一旦老齡化程度加大，相應制度建設不健全，銀發(fā)市場能有多大？

　　就業(yè)難成因極為復雜。目前中國的農民工能就業(yè)，靠的是人多勞動力便宜這樣的比較優(yōu)勢從國外市場獲得的就業(yè)機會，大學生失業(yè)則恐怕是因為產業(yè)升級至少20年未有起色，第三產業(yè)發(fā)展遲緩。而產業(yè)升級遲緩的原因之一就是剛才講的，人口控制政策所造成的“額外過剩”的1億多勞動力無法找到國內對應的消費者，從而強化了不漲工資的比較優(yōu)勢。

　　《商務周刊》：這真是與眾不同的邏輯。我們換一個問題，現在依靠漲工資倒逼產業(yè)升級的可能性又有些苗頭了，您剛才也說總勞動力供應量2012年開始減少，是不是劉易斯拐點來了？

　　易富賢：劉易斯拐點更多的是理論價值，從勞動力總量來看，全球都不存在所謂的劉易斯拐點。比如國內經常舉例的日本。日本經濟起步比中國早40多年，日本在1949年開始普及家庭生育計劃，提倡少生，結果生育率從1947年的4.5急劇下降到1950年的3.7、1956年的2.2，這就導致了日本在其后的發(fā)展過程中出現了勞動力短缺。但是并不表明勞動力短缺對日本的經濟發(fā)展做出什么貢獻，事實恰恰相反。

　　日本20—39歲黃金年齡勞動力在1975年前是不斷增加的，為日本經濟騰飛奠定了人口學基礎。這個年齡段的人口1975年達到頂峰后開始減少，1990年代又出現過一個高峰，然后到2000年之后才不可逆轉的快速減少。日本15-64歲總勞動力在1995年才開始減少。也就是說日本1960年代經過所謂劉易斯拐點進行產業(yè)升級的時候，不但15-64歲總勞動力在不斷增加，而且20-39歲黃金年齡勞動力也在不斷增加。如果當初沒有出臺控制人口的政策，日本經濟發(fā)展會更好，比較平滑。換句話說，日本勞動力短缺是控制人口政策的“果”，而不是經濟發(fā)展的“因”。

　　《商務周刊》：所以您一直是人口學界的激進派，主張盡快放開計劃生育政策，補充年輕人口。

　　易富賢：我的觀點并不激進，只是希望維持社會可持續(xù)發(fā)展。社會要持續(xù)發(fā)展，人口本身必須持續(xù)發(fā)展。要維持人口相當于上一代不增長也不減少(世代更替)，中國的生育率(婦女人均生孩子數)需要在2.3以上。但中國1990年之后就已經低于更替水平，1990年代中期之后只有1.3左右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證實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1%抽樣調查再次證實生育率只有1.33了。由于長期的超低生育率，中國人口危機即將在2012年之后爆發(fā)。

　　其實即便沒有計劃生育，隨著社會經濟的發(fā)展，生育率也會自然下降，不需要強制調控。中國大陸目前社會發(fā)展水平相當于新加坡、韓國、臺灣地區(qū)1980年代后期的水平，當年這些地區(qū)的生育率只有1.6左右?，F在泰國、伊朗、巴西的社會發(fā)展水平與中國非常接近，但生育率分別只有1.64、1.4、1.9了。國家計生委《2006年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公報》也顯示全國生育意愿低下，平均只有1.73。

　　今年是1980年《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三十周年，當年公開信里說的明白：“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別緊張的人口增長問題可以緩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0年已經到了，我們應該積極調整人口政策，恢復人口和社會可持續(xù)發(fā)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