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上午，浙江永康市酷熱難當。

　　在驕陽下，永康市廣電大樓戒備森嚴，數(shù)百警力被安置在各處維持秩序，而永康各鄉(xiāng)鎮(zhèn)、街道的相關負責人，也在四周待命，顯示出異樣的氣氛。

　　在經(jīng)歷幾個月的苦苦煎熬之后，借貸涉及永康每個鄉(xiāng)鎮(zhèn)的浙江為爾工貿(mào)有限公司（下稱“浙江為爾”）的634戶債權人，終于等到了第一次債權人會議的召開，為確保安全，每個債權人必須帶著事先編發(fā)的憑證才能入場。

　　CBN記者獲得的債權人名單顯示，浙江為爾共收受4.25億元民間借貸，最大的債權人借款8000多萬元，最少的一個人只借了1萬元。634戶債權人中，借款20萬元以下的個人，占了絕大多數(shù)，其身份則均為永康各鄉(xiāng)鎮(zhèn)的農(nóng)民。

　　吸金之路

　　盡管永康市尚未就此案涉嫌“非法集資”還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等敏感內(nèi)容作出定性，但浙江為爾的吸金之路已然漸次清晰。

　　從記者掌握的材料來看，浙江為爾和永康市供銷總社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

　　2000年7月，剛成立的浙江為爾初始注冊資金1390萬元，由永康市供銷總社和56位職工出資，其中供銷社出資330萬元。一年后，公司注冊資本增至2620萬元，其中永康市供銷總社出資1260萬元，為最大股東。

　　2002年，浙江為爾改制，永康市供銷總社持有的集體股全部轉讓給個人，公司股東變更為50個自然人，公司注冊資本也增加到3000萬元。

　　工商資料顯示，黃洵豐在浙江為爾占有8.4%股份，為公司最大股東。黃洵豐出生于1947年，在永康市供銷總社擔任主任長達18年之久，直到2003年才退休。其余大部分股東的持股數(shù)以在供銷總社的職務高低排列，如當時兩位副主任陳祖禮和胡有興，分別持有5.33%和4.63%的股份，其他股東則出資30萬元，占有1%的股份。

　　“2003年之前，永康市供銷總社曾借款8000萬元給浙江為爾，后來又陸續(xù)借了8000萬元。”浙江為爾破產(chǎn)清算組組長、2007年走馬上任的永康市供銷總社主任顏鋒接受CBN記者采訪時否認浙江為爾和永康供銷總社有任何股份和隸屬關系。

　　但在大部分債權人看來，兩個單位都在永康供銷大廈辦公，此前兩個單位的負責人也都是黃洵豐，類似“一套班子，兩塊牌子”的關系。

　　據(jù)了解，在永康市供銷總社一直存在股金會這樣的操作模式，用做下屬企業(yè)流動資金之用，交納股金者可以拿到比銀行高許多的利息。

　　起初，股金會成員都是供銷社內(nèi)部職工，后來不少社會人士也把錢借給股金會，最高年息達到8.16%。一些債權人正是從股金會嘗到了甜頭，后來把錢借給浙江為爾。

　　“投資失誤”

　　在所謂“集小錢辦大事”的運作模式下，浙江為爾在幾年內(nèi)以驚人的速度成立了多家企業(yè)，涉及房地產(chǎn)開發(fā)、五金產(chǎn)品制造、進出口貿(mào)易、期貨經(jīng)紀等七大行業(yè)，并將觸角伸到北京及江西贛州等地，可謂風光一時，而其墜落的速度之快也同樣令人瞠目。

　　2002年，浙江為爾的營業(yè)額為33.9億元，年底其資產(chǎn)額為6.1億余元。而到今年4月破產(chǎn)清算時，浙江為爾目前賬戶上竟只有2000元資金。

　　“固定資產(chǎn)也少得驚人。”顏鋒說，該公司只有一輛破車、幾臺電腦和幾張桌椅，合計不超過3萬元。

　　在清算過程中，顏鋒發(fā)現(xiàn)浙江為爾的“賬面資產(chǎn)”主要表現(xiàn)在“應收款”和“長期投資”兩項上。“應收款有10163.7萬元，包括個人和單位，長期投資有15695萬元。”顏鋒告訴CBN記者。

　　分析浙江為爾所謂的“長期投資”，不難發(fā)現(xiàn)蹊蹺之處。

　　2002年8月，浙江為爾與北京華通視訊數(shù)字電視技術有限公司（下稱“北京華通”）合作成立北京華通為爾廣視科技有限公司，注冊資金9000萬元。北京華通以“非專利技術”作價5500萬元入股，浙江為爾現(xiàn)金出資3500萬元。

　　“這是浙江為爾的投資失誤，成立的新公司這幾年根本沒開發(fā)過。”顏鋒說。而事實上，北京華通成立于2002年4月，僅比新公司早成立4個月，注冊資金只有200萬元。

　　這樣的“投資失誤”比比皆是。2000年，浙江為爾還曾與人合作在杭州成立了一家名為“鴻博”的投資公司，參與證券投資。因為混亂的賬目，至今尚不知浙江為爾在證券市場出現(xiàn)了多大虧空。

　　現(xiàn)在看來，為爾的所謂“投資失誤”不如說是騙局更為恰當。

　　為了填補窟窿，浙江為爾就在賬面上掛了一塊叫做投資收益，或是下面的幾個公司間做空賬。“資金流向不太準確，但不應該這樣掛賬。”做審計出身的顏鋒說。

　　殘局

　　目前，浙江為爾剩下的一塊能看得見、摸得著的資產(chǎn)就是杭州建德市的酒店項目。

　　2002年浙江為爾出資8000萬元，成立建德市華東城市建設投資有限公司（下稱“華東城投”），計劃投資4.6億元建設新安江國際大酒店為核心的舊城區(qū)改造項目。

　　2005年10月，28層的新安江國際大酒店順利封頂。其后，因為牽涉合同糾紛，華東城投與建德市的關系發(fā)生矛盾，酒店項目就此淪為“爛尾樓”。

　　顏鋒說，華東城投在銀行沒有一分錢貸款。言外之意，浙江為爾在建德市的數(shù)億元投資，都來自民間借貸。

　　“華東城投與建德市交惡后，資金越發(fā)吃緊，為還前期借貸的高額利息，浙江為爾開始大舉借貸，挖東墻補西墻，最終越陷越深，難于自拔。”一位債權人告訴記者。

　　陽光底下無新事,似乎每個高利貸崩盤的故事結果總是一樣的。

　　嚴冬中的民間金融

　　孫文祥

　　走在義烏的街頭，隨處可見“典當行、寄售行、投資公司”等各種形式的民間借貸公司，其中的大部分都是由幾個親屬、朋友之間相互借貸或共同出資組建。

　　以地方經(jīng)驗而言，浙江民營企業(yè)之所以在歷次宏觀調(diào)控中都表現(xiàn)得非常頑強，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些地方的民間借貸比較發(fā)達，中小企業(yè)可以用高利貸的方式度過嚴冬。

　　然而，回顧過去一年多的浙江民間金融動態(tài)，十分讓人感慨。

　　追蹤吳英案時，記者曾采訪過一位義烏蘇溪的金姓集資受害人，至今還對采訪時的情形記憶猶新。

　　吳英案庭審結束后，他來到記者住宿的賓館，疲憊而憔悴。“我真的很后悔，貪圖利息，冒了太大的險，在親戚面前也抬不起頭來。”

　　他主要跟吳英的資金掮客楊衛(wèi)江打交道。2006年，他將一筆100萬元的錢交給了楊衛(wèi)江。起初約定月息是3分，時間是6個月。到了2008年10月，他想抽身而退，但楊衛(wèi)江已經(jīng)拿不出本金來。走投無路的他以1分或2分的月息從親戚朋友處籌款，又以3分的月息借給楊衛(wèi)江，如是惡性循環(huán)直至案發(fā)。

　　此前，金某曾是一家小襯衫廠的老板。

　　上世紀90年代起，義烏蘇溪、大陳鎮(zhèn)已是中國著名的襯衫之鄉(xiāng)。過去的10來年，金某還算一個成功的襯衫廠老板，雇有近百名員工，但2000年以來，襯衫的利潤一直下滑。

　　當利潤降到10%以下，幾乎都沒法做了，金某就關掉了襯衫廠。“一輩子都在做生意，也沒什么文化，廠子關閉了，就想著用這些錢投資來獲得利潤。”

　　他說，當時把錢放在楊衛(wèi)江那兒，能按時拿到利息，而且周圍的人都是這樣在做，也就不覺得有什么不好。

　　當民間借貸市場的利潤被充分發(fā)掘后，不少人和金某一樣，將原本用于企業(yè)生產(chǎn)經(jīng)營的資金用于投資，?？坷⑦^活，成為“吃息一族”。如今，許多人的夢都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