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經濟的關鍵詞之一，有掛在溫家寶總理嘴邊不斷強調的“兩難”，其中難中之難，要數“不僅要大力解決那些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同時又要有針對性地解決當前存在的突出的緊迫性問題”，換言之，就是既要“保增長”，又要“調結構”。

　　真的是兩難。“調結構”，肯定會引發(fā)各種短痛，但如果不調整，可以預見的是未來無休止的、長期的、固化的矛盾，猶如一顆雷，不知在何時會被引爆，而到那時，我們要面對的將是無法承受之傷。然而，兩難雖然沒有什么最優(yōu)解，但卻并非無解，在如此紛繁交錯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全力應對，以積極的態(tài)度以及靈活的宏觀調控政策，“見招拆招”，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從“危機模式”到“立足長遠”

　　據統(tǒng)計數據顯示，2010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長10.6%，經濟企穩(wěn)向好局面進一步鞏固。之所以取得如此喜人的成績，中央政府的一系列舉措功不可沒。

　　但是，接下來如期而至的2011年，也是“十二五”規(guī)劃的頭一年，我們所面臨的內外部環(huán)境越發(fā)復雜嚴峻。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中的短期問題和長期問題交織，結構性問題和體制性問題并存，國內問題和國際問題互聯。

　　于是，去年年末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2011年宏觀經濟政策的基本取向是積極穩(wěn)健、審慎靈活，同時強調堅決防止借“十二五”開局而盲目鋪攤子、上項目。

　　從“適度寬松”到“積極穩(wěn)健”，這很大程度上意味著我國的經濟政策正由“危機模式”逐漸回歸常態(tài)，由前兩年不惜一切的“保增長”慢慢轉化為著眼長遠的“調結構”。

　　一直喊著“調結構”，那么，中國經濟到底存在怎樣的結構性矛盾呢？

　　首先，從經濟增長的穩(wěn)定性方面來看，一個問題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貨幣信貸投放過多、資金流動性過剩，使得經濟運行存在大起大落的風險；另一個是農業(yè)生產力水平仍然很低，保持糧食穩(wěn)定增產、促進農民增收的基礎不穩(wěn)固。

　　其次，從經濟發(fā)展的平衡性方面來看，一是過分依賴外貿，內需拉動不足；二是城鄉(xiāng)發(fā)展不平衡，二元結構仍很突出；三是地區(qū)發(fā)展不平衡。

　　第三，從經濟發(fā)展的協調性方面來說，一方面一、二、三產業(yè)不協調；另外投資和消費不協調，居民的消費能力仍有待提高。

　　最后一點，我國經濟過去主要以消耗大量能源資源、污染環(huán)境為代價的增長方式不可持續(xù)，經濟社會發(fā)展與人口資源環(huán)境的矛盾日益突出。

　　這么多矛盾需要解決，實際上可以總結成一句話：所謂“調結構”，即意味著市場的重新組織和利潤模式的轉換。

　　而當前“調結構”所面臨的最大的難點，在于我們提出結構問題的背景，恰恰是在中國經濟在全球性經濟危機影響下能否持續(xù)保持穩(wěn)定增長，這是當前宏觀經濟政策分析中最令人擔憂的問題。

　　“經濟危機后，中國政府迅速采取了一攬子刺激經濟的政策，這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正確的。在這些政策中，我們既有大力刺激投資的政策，也有刺激消費、改善民生、改善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政策，同時還有盡可能保出口的刺激政策。”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夏斌告訴記者，但實事求是地說，其結果主要仍是靠投資刺激政策起了很大作用，然而，隨著投資的擴大，嚴重的問題也開始暴露：資產價格泡沫；物價的壓力；重復建設導致產能過剩；連續(xù)幾年積累的高投資后所需的最終需求——消費一直沒有被有效啟動。

　　所以，全球危機了，世界貿易下降了，我國出口缺了一塊，同時靠拼命擴大投資又是有限度的，因此，從繼續(xù)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長角度看，必須以近十幾年來從未有過的消費增長速度來彌補。就此意義講，當前中國經濟的主要結構問題不是其它，而是要盡快提高“消費”這塊“短板”。

　　中央政府不是沒有意識到這一點，2010年也出臺了不少政策來拉動內需市場，促進居民的消費，譬如家電下鄉(xiāng)、建材下鄉(xiāng)、汽車下鄉(xiāng)等等，但是，從目前看來，效果并不盡如人意。

　　當然，這其中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中國的內需救了誰？

　　自全球經濟危機以來，過高的外貿依存度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已經為全社會共識，經濟增長對出口的過分倚重，導致我們更多地受到國際經濟、政治形勢變化的左右，安全風險不斷積聚。

　　“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大的內需市場，中國經濟的根本出路還在于國內市場的拉動，要由偏重外需轉變到內外需兼顧、更重內需的軌道上來。”

　　現在，中國老百姓對于“內需”這個詞已經耳熟能詳，決策層更是不遺余力地圍繞這個問題絞盡腦汁。的確，啟動龐大的內需市場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重中之重。

　　“一個大的市場規(guī)模，意味著更細的分工，從而帶來更大的技術進步，促進更強的經濟成長與財富的積累，反過來又推動市場規(guī)模的擴大。”這是亞當·斯密的增長模式。

　　事實證明，中國對于國際市場的開發(fā)是比較充分的，但對于開發(fā)國內市場而言，似乎經驗尚淺，手段不足。

　　必須搞清楚的一點是，開發(fā)國內市場不等于擴大內需。開發(fā)市場應該以企業(yè)家為主導，政府輔以政策、服務的支持，而擴大內需則完全是政府的事情。擴內需是政府用財政補貼的辦法讓老百姓多買電腦，開發(fā)市場則是企業(yè)生產出iPad這樣的新東西讓消費者去購買。兩者思路完全不同。

　　都喊中國的內需市場有多么多么龐大，但我們來看兩個現象：一是“三聚氰胺”重出江湖事件，讓國人再一次擔憂食品安全的同時，對國貨越發(fā)產生嚴重的不信任感，很多人甚至托朋友從國外往回帶奶粉；二是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到境外“掃貨”，買回大 包 小 包 的 “MADE INCHINA”，只因這些東西在國內的售價遠遠高于國外數倍。人們不禁要問，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在“世界工廠”買不到便宜的東西？

　　的確，在我們嘴里碎碎念著“積極拉動內需”的大環(huán)境下，看到的卻是國人前赴后繼地在拉動外需。中國人還沒搞明白自己的內需市場，外國企業(yè)卻早已蜂擁而上。據日本共同網報道，因為看準了中國是“唯一有望發(fā)展的市場”，日本的汽車廠商爭相拓展在中國的業(yè)務。

　　除了日本企業(yè)，奔向中國市場、參與中國擴大內需計劃的外國企業(yè)越來越多。世界第二大游艇建造廠商——德國巴伐利亞游艇公司大膽地布局中國市場，與中國奢侈品代理商簽訂銷售合約。燃氣-蘇伊士集團、施耐德電器等著名企業(yè)也紛紛加大在中國的市場拓展。國內市場到底應該如何開發(fā)？

　　專家指出，首先，國內企業(yè)必須真正重視起產品的質量與創(chuàng)新。不是我們的國人不愛國貨，現在的問題是國貨似乎不怎么愛國人。如果國內企業(yè)有生產出國外企業(yè)的產品水準，在這個基礎上再降低價格，物美價廉的的國貨還愁國人不支持嗎？

　　其次，要全力培育中國本土品牌?，F在國內不少產品質量已經不輸給國外同類產品了，但品牌還在輸，一旦國內品牌沒有樹立起來，就難以與之抗衡，直接造成外國品牌的吃香。

　　第三，國內市場上的高流通成本必須切實降低。在國內，一件商品進入銷售終端，除了運輸費用以外，加上各個流通環(huán)節(jié)的增值稅、消費稅、營業(yè)稅，還有高額的進場費、攤位費以及不同層級的代理商，各級代理商“雁過拔毛”，要從營業(yè)額里扣取一定比例的利潤和回扣，這些成本最終都要轉嫁到消費者頭上。

　　因此，想要拉動內需，必須先要建立一個良性的國內市場，這樣，居民的購買力才能有的放矢，而不會只給別人做了嫁衣。 “富民”是拉動內需主動力

　　改革開放30年，在創(chuàng)造了一系列經濟奇跡、累積了巨額財富之后，我們終于認識到，發(fā)展的意義在于讓民眾充分、合理、及時地分享發(fā)展所帶來的紅利。這一點，也是調結構、擴內需政策得以見效的首要動力。

　　“如果說改革開放的30年已經使我國‘國富’了，那么，為了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為了中國經濟的穩(wěn)定發(fā)展，在接下來的時間里，我們必須在‘民富’上下工夫，這也正是社會主義國家發(fā)展經濟的最終目的。”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國內著名經濟學家李義平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

　　中國老百姓不是沒有需求，而是沒有能力滿足自己的需求。拉動內需首先就是要提高居民的消費能力，讓他們有錢花、敢花錢。

　　“十二五”規(guī)劃將“富民”作為未來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明確強調要切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為此，全國人大圍繞國民收入分配問題的專題調研報告也提出，要盡快制定出臺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方案、建立健全有利于居民收入合理增長和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體制機制。

　　由此可見，圍繞構建擴大消費的長效機制，相關各個領域的改革都在努力推進和醞釀推進。但治本的難度和阻力不可小視。

　　就在老百姓欣喜地期盼著什么時候能漲工資的時候，盼來的卻是工資一分未增，相反的，除了工資之外的每一樣東西的價格幾乎都在飛漲。在物價如此走高的情況下，很多中低收入者捂緊了“錢袋子”，造成消費放緩而無力拉動經濟，反過來又影響了消費。

　　那么，如何才能提高居民的消費能力，讓拉動內需落到實處？

　　毫無疑問，首要就是抓緊實施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通過對低收入群體加薪，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過二次分配改革，縮小收入分配不公現象，以進一步擴大低收入群體的消費，拓寬農民增收渠道。

　　其次，應盡快提高國民的社會保障水平，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確保在醫(yī)療、教育、養(yǎng)老等方面讓國民無后顧之憂。在這方面，重要的是財政要更快地向公共財政轉型，包括國家大型基礎設施建設資金，應盡可能從金融市場籌集，而節(jié)省下來的財政資金進一步用于擴大農村養(yǎng)老、醫(yī)療改革、住房補貼、農村補貼等的資金來源。

　　第三，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從而提高以工資收入為主要收入的中產階層消費能力。

　　第四，繼續(xù)鼓勵各級政府有條件地繼續(xù)采取各種直接刺激消費的政策。包括發(fā)消費券、“家電下鄉(xiāng)”補貼、車輛購置稅減免等各項政策。

　　第五，調整投資結構中向民生、向消費基礎設施傾斜的力度，以少量的投資刺激廣大的農村消費。包括大規(guī)模完善大城市與中小城市、與廣大農村相連接的現代化銷售、分銷渠道和網上銷售渠道；完善城鄉(xiāng)結合的二手市場、汽車和耐用品消費市場；滿足落后地區(qū)農村的用電、公路需求等。

　　第六，實行有區(qū)別的消費信貸政策。對居民真正用于耐用消費品和教育等支出，應大力發(fā)展各類消費信貸產品，并下浮一定的利率幅度，給予金融手段的大力支持。

　　當然，以上的種種政策措施，認識起來容易，實際制定、操作起來則需要相當的智慧，而且，也不要期望在即將到來的2011年可以全面開花，這至少是貫穿整個“十二五”的發(fā)展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