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啟鵬

　　當國內的學者們運用移植的西方理論來解釋移植的公司制度時，發(fā)現理論與實踐存在巨大的差異，部分學者的視角由此轉到了中國近代，試圖從中國近代的公司實踐中，尋求指導當代公司治理的經驗、教訓，從而為公司制度在當代中國的重建，提供實證性或者學理性的參考。

　　新偉博士的《中國近代公司治理(1872-1949)》一書，即是此領域的最新著述之一。該書在保證研究系統性的同時，重點突出了這樣幾個問題：

　　一是公司治理演變中不同權力主體的博弈問題，認為正是近代中國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權力主體的博弈，導致了公司制度的移植，決定了公司制度在中國的發(fā)展路徑與存在形式。

　　二是對近代家族企業(yè)的治理機制進行了辨析，本書揭示出，在家族企業(yè)的治理方面，實際上包括以下三個層次的內容：核心家族通過控股優(yōu)勢來保障自身利益，這是通過公司治理結構實現的；核心家族內部的利益調節(jié)，主要是通過家族倫理來實現的；中小股東的權益保障機制，主要是通過泛家族倫理實現的。三者共同發(fā)揮作用，基本保障了各利益主體的權益，這也是家族公司在治理方面有效的原因所在。

　　三是對于官僚在公司治理中的兩面性進行了解讀，認為官僚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對于公司制度的產生、治理結構的完善，有一定程度的促進作用。同時，也由于官僚的這一價值取向，導致公司制度的異化。

　　四是對于國有企業(yè)與公司治理的兼容性進行了證明，認為國有企業(yè)不適于公司形式。當然，這并不否定國有企業(yè)在近代中國的重要地位。

　　最后，該書通過對近代公司的綜合考察，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實際上，不單是國有企業(yè)，也不單是近代公司，即便是西方公司，真正發(fā)揮作用的，也不是公司治理結構。公司治理機制不過是西方社會政治領域民主原則與分權制衡原則在經濟領域的運用，而這種運用從本質上說是不成功的。企業(yè)存在的合理性就是其集權屬性，這是企業(yè)取代市場的根本原因。公司治理的有效性，與其說是精致的制度安排，不如說是“社會資本”的運用。因而，近代公司治理表現出本土化特征，是一種必然。

　　《中國近代公司治理(1872-1949)》

　　作者：高新偉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9年6月